哈哈，看得我真高兴啊！有脑子又公道的人真不少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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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晓波：我看薛涌与《南方都市报》的决裂

    近几年，身在美国的薛涌先生已经成为大陆开明报纸的宠儿，他的时评常见于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和《新京报》等。然而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只因南都报拒绝发表他批评茅于轼先生的短文《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？》，薛先生居然勃然大怒，公开声明终止和南都报的合作。
    
    一，薛涌的“言论自由”成立吗？
   
    薛涌先生终止合作的理由，很微言大义，也很政治正确。他说：“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，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，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。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，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，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，……”
   
    南都报违反“言论自由”，是很严重的指控。遗憾的是，薛涌先生的指控，显然是文不对题。
   
    众所周知，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政府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媒体，更不能因言治罪。因为，只有公权力才能干预媒体和封杀言论，也只有政府才有以言治罪的权力。所以，言论自由所针对的是公权力而非媒体。言论自由就是要禁止公权力干预媒体和言论，以确保一个言论的观念的自由市场，让众声自由喧哗，让媒体保持独立，让众多媒体平等竞争，让多元价值在竞争中共处。
   
    在言论自由制度下，每一独立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，每一媒体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稿件进行取舍，这是媒体本身的权利，也是媒体独立性的标志之一。所以，某媒体拒绝发表某类稿子或某人的某篇稿子，与言论自由无关。比如，美国几大主流媒体，有左倾的《纽约时报》，有右倾的《华尔街日报》，它们对同一公共事件的报道和评论，立场会有很大区别，在编发稿件时自然会有各自的取舍。
   
    也亏薛涌在自由美国呆了那么多年，居然连何为言论自由都不懂。而不懂言论自由的薛涌先生还讽刺南都报编辑说：“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，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，……”
   
    更搞笑的是，8月11日，薛涌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《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》短文，再次拿出在自由美国呆过多年的身份，傲慢地为国内同行指点江山。他说：“经此一事，我有了觉悟。第一，中国一流的编辑，居然对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也不理解，也没有意愿坚持。我对他们多少有些高估。第二，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，但是成长环境实在太差，对民主没有体会和知识，也没有足够的资讯去了解。所以，我应该减少和媒体的合作，即使还写中文，也应该多写书或长文。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学到些东西。”
   
    在今日中国的制度条件下，不能不承认，中国知识界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，还有诸多不成熟之处，依然需要从书本上、更要从实践中不断地学习。但我更难以理解的是，即便薛涌先生很懂言论自由和民主，也没有理由如此傲慢。何况，从薛先生的决裂宣言中，还真看不出他多懂言论自由。
   
    二，南都编辑的拒绝真的没道理吗？
   
    也多亏薛涌先生在大义凛然的决裂声明中引用了南都报编辑的信件，才让我这个旁观者看到了南都编辑“拒薛”的理由。
   
    南都报的编辑拒绝的理由，主要不是因为薛批茅“为富人说话”，而是因为薛对茅的某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。
   
    首先，薛先生文章《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？》的中心论点是：在中国的环境下，只要为富人说话，就不能为穷人办事。而南都编辑用事实告诉薛涌先生，茅先生恰恰是极少数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，他确实做到了“既为富人说话，又为穷人办事”。
   
    针对薛对茅提出的严厉道德批判，编辑部主任特别给薛写信解释说：“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，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，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，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，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。尤可贵的，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，最为国人所知的，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，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，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‘小额贷款扶贫项目’，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，这项投入持续至今。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，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……”
   
    其次，茅先生在《为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》中说：“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，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，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，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。”
   
    薛涌先生在《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？》第二段说：“可惜，读了上面这段话，很难让人相信他‘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’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。学者讲话，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。但是，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，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。”
   
    薛先生这段话的最大问题在于：在他的“很难让人相信”的表述中，他不相信茅先生的自白而拿不出不相信的证据。他相信茅先生“和富人有特殊感情”，传达的肯定是强烈的负面信息；相信茅先生“得到富人的好处”，更会给人以丰富的负面联想，什么好处？多少好处？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方式得到了好处？
   
    我以为，这样的指控很严重，必须要有切实的证据。可以批评茅先生，但批评要有证据，不能自以为正义在手就信口胡说。
   
    所以，另一位编辑写信给薛涌说：“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，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，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。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，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，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，那是编辑的失职。我去过茅于轼家，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，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，帮助了很多穷人。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，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，我认为有失厚道。”
   
    薛涌的整篇文章建立在道德指控上，而这样指控偏偏又不符合事实。所以，我个人认为，南都编辑的两封回信都很通情达理，也很厚道。
   
    茅先生为穷人办事始于1993年，至今已经将近15年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在六四至今还是官方最敏感的禁忌的中国，敢于公开为六四难属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，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之一。他敢于在声援“天安门母亲”呼吁书上签名，敢于为因言获罪的杜导斌发声，为营救被构陷的孙大午奔走呼吁，也为一些良心犯提供过经济上的帮助。
   
    这些，久在美国的薛涌可能不了解，但不了解不能瞎说。这倒比较符合薛涌先生的夫子自道：“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，……”但薛先生在不了解茅先生在国内所为的情况下，也在南都编辑向他陈述了茅先生“为穷人办事”的大量事实后，他非但没有丝毫歉意，反而一脸多年身在海外的傲慢，还好意思指责茅先生之论“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。”
   
    要我看，薛先生的傲慢近于委琐：1，薛涌先生曾是南都报言论版的主要作者之一，但只因南都报拒绝他的一篇稿子，居然就大动干戈，公开声明与南都报决裂。这样的“决裂”，没有唯我独尊的心态，是万万作不出的。2，连言论自由的常识都懵懂的薛先生，还好意思大言不惭，指责南都编辑不懂言论自由和民主。
   
    倒是茅先生不改一贯的厚道，他在得知薛涌与南都报的冲突后，曾于8月9日写信给南都报说：
   
    “我希望薛涌和南都报的合作不要中断。南都报可以补发薛涌的文章。尽量体现平等自由的精神。
   
    也希望薛涌把拒载和言论自由区分开来。一个媒体刊什么，不刊什么总有他选择的自由，这和国家的言论自由无关。不能因为拒载某篇文章就认为言论没有自由。
   
    薛涌批评我的某些观点，比如中国有没有仇富，中国百姓历来是穷还是富，我不想反驳。让大家来判断。的确我的历史知识很不够，请历史学家来说。
   
    我没有说过先保护富人。我一直强调富人穷人一样要保护。至于为什么我要为富人说话，其理由我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了，不再重复。
   
    茅于轼上”
   
   
    2007年8月12日于北京家中
   
    （首发《观察》）

分析网上骂人

茅于轼

过去我很少上网看自己的博客。最近因为朋友们建议，也想和网民们交流，所以连着几天，天天上网看大家对我的文章的反应。网络的确是好东西，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，平等地讨论问题。这在其他场合是绝不可能的。

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替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》。对我的文章有赞成的，也有批评的。这一点儿也不稀奇。但是从反应的语调、风格来看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。一类是骂人话，都很短，一般就一两句话。这一类大概占到1/4。其他则是理性的讨论。对网上骂人这一现象很值得分析，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事情。

下面是骂人话的一些例子：“你好去死了！”、“让阎王老子折磨你！”、“你是你妈生的吗？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？”、“去吃大便！”、“一条老狗！”

这些话很短，但是包含着重要的信息。

首先，说这些话的人，多半是文化比较低，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，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。其实，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，可是说不清楚，他们用逻辑组织言词的能力比较差，有苦难言。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时候同样讲不出理，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手段。网上骂人和群起的暴力事件有着共同的缘由。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。

其次，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，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。倒未必是真想置我于死地，但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，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度。这种爆发式的情绪如果广泛存在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因为万一发生社会动荡，将对所有的人都不利，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。历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，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那一派的底层群众，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。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纵别人的聪明人。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。他们容易听从煽动，意气用事，上当受骗，甚至当别人的炮灰。

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会用理性思考，思想简单，容易走极端，产生出爆发式的情绪？恐怕这和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关。我们的小学校里，教的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；标榜的英雄人物还是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。再就是无原则的爱国主义，只要是自己国家的都是对的，缺乏正义原则和博爱精神。提倡的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去斗争，反对怀疑精神和创造性思维。而且这种教育一直贯彻到大学。老师如果在讲堂上离经叛道，是要受处分的，严重的还要发配劳教。提倡盲从式的教育倒过来会自食其果的。

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。不是说书本上，而是说在实践中。“文革”时的唯我独左、唯我正确的遗风远远没有肃清。所以才有这种骂人的习惯。现在很多的小学老师就是在“文革”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。他们的言行习惯时时刻刻影响着下一代人。我们否定了“文革”，但是对“文革”的批判仍不彻底，为尊者讳，不得不吃这个苦果。

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，值得我们深思。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？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。一边有特权，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。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，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。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，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，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。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。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。

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，需要专家来治理。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。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，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，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。“极左”年代的一个口号是保护穷人，保护穷人是对的，错在反对富人。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，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。到后来干脆宣称穷人光荣，愈穷愈光荣，把穷人致富的梦想彻底消灭了。保护富人是重要的，但如果不保护穷人，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。因此，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。

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，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，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。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。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，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。看看网上骂人，可以知道当今社会处于什么状况。